徐唯辛：从五十岁开始获得新生

南方人物周刊特约记者 林方文 发自北京

    12月2日傍晚，北京的天黑得很快，今日美术馆二楼，工作人员正在把63幅2.5米×2米的黑白油画肖像从墙上取下来，其中有毛泽东，有梁思成，也有张志新和遇罗克。画像边上的浅色说明在灯光下已经看不清了。

    这是“历史中国众生相：1966-1976”展览的最后一天。这些巨大肖像的作者，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徐唯辛，借着路灯坐进车里，长出了一口气：“总算平安结束了。”

    如果倒退到半个月以前，这里很热闹。在事先罕见媒体报道的前提下，据策展人、文革史研究专家王明贤回忆，开幕的时候“很多人挤过来”，“话筒都差点被挤掉了”。当年叱咤风云如今已86岁的聂元梓是其中的焦点之一，同样经历过十年动乱、现在是央视名记者的陈耀文，当时还上前索要了她的签名。

    1958年生人的徐唯辛，说自己根本没想到“观众反应这么热烈”。2006年的某一天，他在画室工作，耳边回响着德沃夏克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，关于文革肖像的想法就在一瞬间击中了他。对徐唯辛来说，这是以“宗教般的热情”来和“集体的失忆对抗”。现如今回想起来，他说当时“为自己感动”，因为“终于把这个事儿承担起来了”。

    明年徐唯辛就将迈入知天命之年，关于将来，他说“甚至想过一辈子就往下画，什么都不干，就画文革的肖像，数不清的人”。刚刚过去的这两个星期，他觉得是他人生的分水岭，“从现在开始，我获得了新生”。 

（小标题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

    徐唯辛是新疆人，生在乌鲁木齐。1974年他高一，开始学美术，三年后当上了知青，去农场劳动。他和所有的红卫兵一样，造过反，批斗过老师，剃过阴阳头，直到有一天他知道了父亲的死：与政治有关的“非自然死亡”。他说自己“一夜之间比别人懂事很多”，那时候开始就觉得“想要做一个英雄”。

    他“从来不睡懒觉”，“只要醒来一分钟都不会在床上躺着”。1978年他考进西安美术学院，经常跑到在同一个城市的音乐学院去听课。当时有一批从延安考到西北大学的北京知青，什么专业都有，每周末搞小规模的派对，徐唯辛也是每周都去。“太有意思了，那个时候正是中国一次小启蒙运动，大家都在讨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。”

    西方思潮涌入，他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都受到很大冲击。发现西方竟然先进得远远超出预想程度的时候，他感到“非常自卑”。当时他也希望出国，觉得“没有希望了”。但当时的签证比登天还难，他好几次都没有走成。现在说起来，徐唯辛觉得自己是“歪打正着”。

    这次展览开幕的时候，他的“博友”仝小改特地从郑州赶到北京。在她的心里，徐是一个“天真单纯、热情豪爽、有梦想”的西北汉子。但1985年从偏远的西北来到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的时候，吃了很多亏，徐唯辛才发现自己“非常傻”：按照他的说法，维吾尔人很憨厚朴实，他这样的汉族人在新疆已经算是“很精明”。

    直到今天，徐仍然说自己想问题的深度“超过我们这个时代很多画家”，但在做人上，他还是没什么经验，说话很随便。“我就是一个艺术家嘛。” 

（小标题）“我是积极入世的”

   在徐唯辛展览的隔壁，还有一个同样惹人注目的展览：“原点：星星画会回顾展”。那是文革后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起点——和文革中的波澜壮阔摆在一起，别有意味。但在艾未未、包泡等人引发轰动的80年代，徐唯辛还只是一个仅能表达好奇却没有勇气去改变的艺术青年。一直到90年代初，他还是觉得“很彷徨”，不知道自己该画什么东西，尽管早在1987年他的《馕房》就已经拿到首届中国油画展大奖。

   1997年他画成了《圣地拉萨》，从1998年的作品《酸雨》开始，他艰难地从学院派向当代艺术家转型。“体制内的都是看上面，全国美展有一个审查，一看不行就给刷掉了，在野的画家就是自由啊，很容易就能表达自己。”

   看看他2000年以后的作品：《工棚》、《打工图》、《当代众生相系列——工农兵》，就大概清楚徐唯辛的兴趣所在。画矿工群体的时候，徐唯辛去下了好几次矿井，因为给家里困难的矿工捐了两万块钱，他还获得了一个“荣誉矿工证书”。比起什么“优秀教师”“获奖证书”，徐唯辛更珍视这个。

   “我是积极入世的。”徐唯辛不太喜欢现在的798艺术区，原因只有一个，“他们的表达太自我，很少有深的东西在超越”。他做这些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展览，是觉得艺术家虽然是画画的，但是也应该参与这个社会的进程，“让他们看看，也有这样的人在做这样的东西”。 

（小标题）希望当个公共知识分子

   在矿上体验生活的时候，有一天徐唯辛把自己拍下的数码照片在电脑上放大来看，结果发现灵感来了。“我说我画脸就行，我觉得我非得这么画，不这么画就不行。”在这之前，他一直找不到艺术的呈现方式。从2001年开始就关注文革题材，他甚至尝试过“脸上没五官”这种办法，“东一点西一点，反正没一点状态”。

   用领袖像的尺度来画草根阶层，徐觉得这件事让他感到“很刺激”。他说，这件作品最关键的是形式。如果文革用《圣地拉萨》那样的方法画，那就失败了，“大家一看没感觉，走了”。

   展览开幕那天，很多画像下都有人献花，还有系着挽联的，比如张志新和遇罗克。有的人在读肖像说明的过程中情不自禁地掉泪。徐唯辛的好朋友陈耀文说，这个展览在他心里“早就开幕了”，而徐自己觉得，“艺术这个东西总是要感动人的，现在能打动人的艺术不多啊”。

   因为这个好像“号角”的展览，陈耀文把徐唯辛比喻成“画坛上的黑老大”。前者的理由是，黑社会里真正的老大都是外形孱弱的人，徐之前也似乎是不那么引人注目的。和徐认识已经两年的王明贤则觉得，他“每天早上好像五六点就起来坚持画”，是很勤奋的艺术家。

   坐在咖啡桌对面的徐唯辛，看起来并不像逼近半百的人，他一直觉得自己很爱玩，时刻喜欢新鲜的东西，说起话来速度飞快，有一种掩饰不住的“张狂”。徐对自己这个“庄严肃穆”的展览非常骄傲，因为当代美术不是“调侃”、“反讽”，就是“变形卡通”和可笑的“假严肃”。

   他用迫不及待的语气说“我希望我将来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”，而这次“总算过瘾了”。王明贤说徐唯辛的这次展览，其实“不是一个艺术家的个展”，而是“整个民族的思考”，63幅肖像凝聚起来，就是“一个民族的记忆”——在这个难得做画家个展的人眼里，“大器晚成”的徐唯辛，能量终于“完全发挥出来了”。 
 

人物周刊：你希望观众看过展览是什么样的反应？

徐唯辛：我希望观众冷静，比原来想得更多一点。我在博客上经常讲启蒙这个词，我对这个研究不透，但是直觉上觉得在我们民族的启蒙并没有真正开始。通过这个展览，大家意识到——比方说——人的平等，其实就是启蒙的核心之一。人人平等，其实也就没有文革了，大家不会去打人，去冲锋陷阵。另外，我还想表达，文革的责任我们普通人也应该担负，大家是不是能想到这一点，慢慢讨论吧。 

人物周刊：可以说这是一种相对先锋的形式？

徐唯辛：你看，没有这样的样式，你敢试，那就是先锋。哪有这样的？这是一件作品，全是具体人物的大型肖像，有近百个人物，还有简历文本，像个纪念馆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想用艺术表达文革这个题材，我接触的很多人都有这个深度，而且也有勇气，但是他们都失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获得相对新颖和有效果的样式，这是在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一环。 

人物周刊：我看过一些资料，好像你和当代艺术圈子里的人并不是特别认识？

徐唯辛：我和所谓当代艺术圈子不熟，觉得这样更好，作品有一种清新的感觉。虽然在学院里，但是我都在看他们的东西，一直在关注，我心里有数，但是没有和他们搅在一起，不怎么认识。 

人物周刊：开这次画展的时候，你已经快50岁了。这个转折点是不是来得太晚了些？

徐唯辛：也好，如果早的话，也许早产的畸形儿，出来的东西深度不够，就把这气都放掉了。现在50岁，各方面积淀得差不多了，搞的东西朴素内敛，这是这个年龄的艺术家才能有的。